全程導醫網 健康焦點：“作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毒品、艾滋病與貧困問題相互交織，成為困擾我們的最大問題。”記者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采訪時，布拖縣衛生局局長張建勛道出了盤桓在當地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心頭的難題。

　　人才“量少質弱”

　　防治力量捉襟見肘

　　布拖縣人民醫院院長古賢德今年6月底到成都、瀘州等地招聘大學畢業生，結果又是空手而歸。他這次跑了四川省境內的近10所醫學院校，想招幾名醫學本科畢業生，但人家一聽是來自涼山最貧困的布拖縣，便扭頭就走。自從2008年引進3名大學本科生后，這已經是縣醫院第四年沒有招到大學畢業生了。

　　作為全縣艾滋病抗病毒治療中心，布拖縣醫院承擔著全縣艾滋病病人的主要治療工作，但談到人力資源問題，古賢德一籌莫展：布拖縣醫院現有職工161人，其中衛生技術人員123人，有本科學歷者僅7人。待遇低，工作條件艱苦，職業暴露風險大，使一些醫護人員待不上幾年就想走。僅今年3月，醫院就走了3名本科生。

　　在涼山州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缺人的問題非常普遍。曾在衛生系統工作幾十年的昭覺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宇剛，用“量少、質弱”評價昭覺縣衛生人才隊伍現狀，他認為這也基本代表了周邊艾滋病高發縣的基本情況。“雖然近年來國家、省均加大了對涼山州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但涼山州的醫療衛生基礎仍十分薄弱，與艾滋病防治工作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人力資源困境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更顯突出。涼山州鄉鎮衛生院平均僅有3人。布拖縣和昭覺縣等地的大部分村沒有村衛生室，只有村衛生員，很多是由村干部擔任，一般只能承擔找人、收集信息、報信等基本工作。近年來，涼山州加強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才建設，但一邊在補充，一邊在流失。劉宇剛說，從2001年開始，昭覺縣每年招錄60人左右補充到衛生部門，但到目前為止，全縣440人的衛生隊伍基本沒有變化，離涼山州制定的1600人的編制額度相距甚遠。

　　近幾年，中默項目采取項目補貼等方式聘用基層衛生人員，以解決艾滋病防治項目工作之需， “但中默項目一期工作今年年底就結束了，縣政府無力承擔項目招聘的45名鄉鎮衛生人員的工資。中默項目支持的美沙酮延伸點工作人員補貼因一期項目的結束將下調，這將嚴重影響這批人的工作積極性。”張建勛為此憂心忡忡。

　　承擔艾滋病母嬰傳播阻斷主要工作的婦幼保健院也在為缺人犯愁。昭覺縣婦幼保健院院長俄木阿呷說，因為缺少婦產科醫生，7個中心衛生院只有兩三個醫生能夠接生，大部分鄉級衛生機構不能開展圍產期保健和婦產科診療。因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沒有接生能力，加之彝族人在家生孩子的傳統風俗習慣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昭覺縣的住院分娩率2011年只有50%左右，而布拖縣只有20%多。到生產前都沒有做過一次孕期保健的大有人在，給艾滋病母嬰阻斷工作帶來巨大困難，婦幼保健院日常門診中發現病例很少，檢測陽性率很低。

　　俄木阿呷說，現在國家和省里加強了村衛生室建設，但沒有要求設置婦保員，也對婦幼工作和艾滋病母嬰阻斷工作帶來影響。因為村醫基本都是男的，而按照彝族的風俗，女性懷孕了連親戚朋友都不好意思問，村里的男醫生更沒法過問，很難做到早期發現懷孕并上報。她說，現在婦保員是由村婦女主任兼任，但沒有報酬。

　　2011年，昭覺縣婦幼保健院用中華紅絲帶基金會提供的項目資金在竹核鄉和撒拉地坡鄉試點，給做婦保工作的婦女主任每月一定的報酬，使她們的工作積極性大幅提高，這兩個鄉的住院分娩率和孕產婦保健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希望政府能夠在村衛生室人員配備和工作經費上有所考慮。”俄木阿呷說。

　　流動性大 依從性差

　　病人管理很有難度

　　龍軍是布拖縣拉達鄉衛生院的醫生，按照布拖縣實施的“人盯人”管理模式，他分管著海博村27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每年要對感染者隨訪2次，了解他們的發病情況，填寫《個案隨訪表》，并定期采集血樣送當地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每年對艾滋病病人隨訪4次，給他們定期發藥，進行督導、隨訪和采集血樣送檢，觀察抗病毒治療的毒副反應等。

　　讓龍軍苦惱的是，在他管理的27人中，有15人在外地打工，“到了隨訪的日子，只能打電話問他們情況，在外地打工病人要服用的藥由其家屬代領再郵寄給他們。雖然也能完成隨訪和督導的任務，但病人是不是真的吃藥了，有沒有毒副反應，不如親眼看到心里踏實。”

　　由于涼山州經濟條件比較落后，就業機會少，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外出打工，相關隨訪、干預和治療工作落實困難，給艾滋病防治工作帶來不少難題。張建勛介紹，布拖縣今年一季度外出打工的感染者有2450人，占全縣存活感染者的58.3%。(下轉第2版)(上接第1版)

　　“人盯人”艾滋病綜合管理模式的建立，使艾滋病防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多是吸毒者，依從性差、流動性大等問題依然是治療管理中的老問題。布拖縣醫院副院長楊成彬說，一位艾滋病病人吃了2天藥就停藥外出打工，結果很快因卡氏肺孢子蟲肺炎發病，被送回布拖縣醫院治療，10多天后死亡，死前檢測CD4只有40個/微升。

　　楊成彬介紹，艾滋病病人治療依從性差的情況很普遍。一次他到村里隨訪、督察治療情況，問一位病人有沒有按時吃藥，病人說一直好好吃藥，但他檢查病人的隨訪記錄本，發現病人最近連藥都沒有領。

　　依從性差導致治療不規范，其后果是病人生存期縮短、死亡率提高，也給醫療資源造成浪費。“很多病人因為治療不規范，從一線藥換成二線藥，很快就無藥可治。”涼山州疾控中心副主任南磊說，現在涼山州的抗病毒治療是國家免費提供藥物，平均每年每人需要數千元，按目前每年3000人接受抗病毒治療計算，是一筆巨大的投入。

　　昭覺縣醫院為了提高病人治療的依從性，在收治病人入院后，要對病人進行半個月的導入期到一個月的住院依從性教育，再讓病人回歸社區居家治療，依托鄉鎮衛生院進行隨訪、督導治療。這個模式得到專家的認可。下一步，其他縣也準備采用這種模式。

　　“希望全國能夠實行傳染病跨區域管理、治療制度，讓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治療具有連續性和持續性，這不但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人有益，更對全國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義。”專家們呼吁。

　　風俗習慣難改

　　防治關口前移難題待解

　　“我們這里的老百姓，怕麻風、霍亂，但不怕艾滋病。”談到當地農民對艾滋病的認識，昭覺縣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長吉木子石說，這里的群眾文化水平不高，農村人口中還有大量的文盲，對新事物接受困難。當前，彝族老百姓甚至一些鄉村干部對艾滋病沒有產生足夠的畏懼感。“艾滋病潛伏期長，很多人十幾年以后才發病，而且患者常常死于機會感染，比如肺結核等，老百姓會認為是死于那些疾病，對艾滋病并不很害怕。”

　　另外，風俗習慣和生活習慣也直接影響了艾滋病的防治。彝族婚前多性伴行為給艾滋病傳播帶來很大威脅。安全套的使用是避免性傳播的有效手段，但據幾年前的一項調查發現，彝族群眾使用安全套的人只有10%左右。一方面是沒有使用的習慣，另一方面安全套的不易得也是主要原因。

　　“用當地群眾能接受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是當務之急。” 劉宇剛說，過去，禁毒防艾宣傳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即通過主流媒體的節目、廣告、掛歷、標語、宣傳冊來普及知識，但都是用漢語。昭覺縣97%、布拖縣94%以上的人口是彝族，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很多人聽不懂漢語，閱讀漢字的能力更差。一些防艾宣傳材料甚至被農民當作糊窗戶紙。

　　連日走訪布拖、昭覺兩縣，記者了解到，近年來，由民間劇組編排的彝語戲劇《噩夢初醒的山寨》，講述一家彝族村民因毒品與艾滋病雙重打擊而家破人亡的故事，已在涼山州十幾個縣、市連續演出了數百場，對群眾震動極大。

　　“除了動員全社會力量，醫務人員也要承擔起宣傳教育的責任。”俄木阿呷對此深有體會。為了改變當地群眾在家分娩的傳統習慣，去年，昭覺縣婦保院在中華紅絲帶基金的資助下，與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項目專家組成健康教育宣傳組，跑了全縣41個鄉，用彝語宣傳健康知識和國家政策，宣傳后明顯感覺住院分娩率快速提升，過去保健院一個月只有十幾位住院分娩的，而現在每天都有兩三位。

　　劉宇剛認為，政府在利用艾滋病防治投入以及國際資助項目幫助涼山州控制艾滋病時，要考慮民族地區實際，調整投入資金的分配比例。“治療是非常重要的，但更要重視健康教育的作用，加大資金投入，把艾滋病防治關口前移，才能切實解決根本問題。”